所谓公即无所不周，即得到全体也。

故解无为曰渊默，曰泊然不动。忘怀则无幽不照，正是张湛所谓解脱而达到的最高境界也。

不坏是从本体上讲，坏是从现象上讲。其后始有形，是为太始。故张湛说：聚则成形，散则为终，此世之所谓终始也。全体则无方，无终始、存亡、聚散等等可言，故无变。王弼曰：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若温也则不能凉，若宫也则不能商。

所谓生只是在现象界中，而形、声、色、味，皆忽尔而生，不能自生者也。非谓虚豁之中，能生万有也。[19]许多人指出，在民族国家依然占据统治性地位的时代，提倡天下主义会对中国的发展造成损害，但这似乎并不应该成为反对天下主义的理由。

[23]赵汀阳：《共在存在论：人际与心际》，载《哲学研究》2009年第8期。见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国际主义是这样一种理念，即认为各国和各民族应当相互合作而不是只专注于各自的国家利益，更不应以不合作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那么应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并为世界的未来规划一个新的秩序呢？新秩序的产生必然来自于系统内部的需要，与殖民体系崩溃同时的另一个转变则是全球化趋势的加深。

这个实体的格局是包含着多元的统一体，所以中华民族还包含着50多个民族。[26]因此，蒋庆的王道政治理论主要是对一般所谓的中华文化圈而言，并不涉及国家间的关系和未来世界秩序的安排。

这样假设的现实支持是世界上的财富被越来越少的国家和个人所掌握。可见，我们的国家哲学正在由原先单一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转向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结合。按经典儒家的论述，通过利益的获得来证明策略的合宜性是非常外在的，而持久和平的动力只能来自于内在的道德本性，这也是儒家和墨家、法家差异的核心。[10]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第220页。

第五，建立以自主公民为主体的多样化的自我管理的社团和组织，来部分取代民族国家体系的职能。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接受了发端于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并以此来认识国际秩序。当进化论被引入国家和社会领域的时候，强者对于弱者的欺压以一种公理的方式而被普遍化。最后，当超国家的伦理道德与本国的伦理道德要求发生冲突时，今天的个人忠于前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而美国因为不承认高于个人利益的集合的共同利益概念，所以并不真正信任国家间组织的效率。费孝通将这一思路进一步扩展至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他说虽然以利益格局为背景的民族国家现实，使得人类走向利益共享的统一体还是一个理想，但是要达到这一理想需要一种文化自觉，并将之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这样的说法看似老生常谈，但却是一个必须的转折。与此同时，儒家天下王道观念中所主张的自治和教化被视为无助于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而与其他儒家的理念一样被抛弃和鄙视。

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中，国家的安全、权力和利益成为国家最核心和关键的问题。[3]许田波：《战争与国家的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三是参与的富裕国家的谈判者会优先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32]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第112页。这种理论上的困境，实际上是现实困难的一种表现。但是，这样一个全球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公约，虽然得到192个国家的批准，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控制签约国的温室气体排放。

唯有如此，这些成员才能有效地抵御来自于国家或强力政治人物的无限制的压力。惟其如此，儒家王道天下观念才能转变为现代中国的世界理想，王道政治中的道德意识，才得到真正的落实。

[17]20世纪末21世纪初开始，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和政治活动之中。如果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为全人类的政治秩序寻求根源，王道政治的道德特质必须依赖自主自足的个人，而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完善自己的能力，这样也势必要相信他们的政治能力并赋予其赞成和否定的权力，以使政治权力不沦为为某一利益集团或国家团体牟利的工具，这样，全球化时代的王道政治才不会导致传统中国政治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的二重性悖论。

这是处于分散、孤立状态中的人群所必然具有的心理状态。对于盛洪所提提倡的天下主义，有许多声气相通者，比如王铭铭、赵旭东和罗志田等，不过，在理论上最为系统和最有突破性的推进是由赵汀阳作出的。

国际社会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而基于定义，主权国家就是在各自领土范围内至高无上的法律机构。因此，有利于一切存在的最优存在状况就是多样存在的兼容互惠合作，主要表现为，人之间的和谐共在将使每个人都获得利益和幸福。随着超越国家的公务事务的大量出现，国际组织应运而生，比如绿色和平组织、红十字会等，这些组织就其目的指向来说是超越国家的，其活动的方式是跨越疆界的，因而这些组织具有超越主权的特性，从而也与传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忠诚和对于利益追求的自然本性不同。[23]从典型的儒家立场来看，赵汀阳对于孔子和谐策略的分析是非常非儒家化的，他关注合作的意义，而传统的天下王道观念的核心是以德非以力来作为行为的判准。

一个主权国家就是一个政治组织，它在有限的领土之内，有能力立法，有效地制裁其组成部分，垄断对暴力手段的处置权，控制与政府的国内政治或行政形式相关的基本政策，以及处置作为其岁入基础的国民经济成果。民族国家以明确的国家主权和利益为导向，来展开国家间的竞争和合作。

也基于此，笔者认为国际组织和超国家的联盟，虽然距建构合理的国际秩序还有很远的路，但是这些组织的存在是逐渐培育全球正义的一个阶梯，从而成为迈向新王道世界的一个过渡。该结论认为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世界历史已经找到了一条最为合适的发展道路，那就是西方的道路。

[33]博格提出了4个假设来证明：一是目前参与全球制度设计的人对贫困问题没有兴趣。从具体的制度形态看，全球社会的形成催生出一批形式多样的超越民族国家的管理实体，如跨民族国家机构的产生。

而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这些地方的国民，则遭受到各种类型的种族歧视。在经济领域，层出不穷的贸易争端和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伴音。虽然有些国际关系研究者认为国家的私利追寻会产生类似经济行为中的看不见的手，而产生互相制衡的机制。在敌友的框架里，有的只可能是利益。

许多调查已经表明：尽管生产和金融的国际化使许多经济控制的工具超越了那些甚至是最为强大的国家，但处于全球等级制最底层并经受着不均衡状况最强烈冲击的那些国家的处境却变得更为糟糕了。（1）地理学意义上的天底下所有土地，相当于中国式三元结构天、地、人中的地，或者相当于人类可以居住的整个世界。

在天下一家的理想影响下，在中国的意识里不存在异端意识，于是，中国所设定的与他者的关系在本质上不是敌对关系，其他民族或宗教共同体都不是需要征服的对象。现代民族国家需要一种力量上的均衡，所以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必须明确地承认其他国家的合法性，承认一国不能凌驾于别的国家之上，更不能以牺牲别的国家为代价来推行自己的价值原则和法律。

二、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20世纪的战乱使人们充分认识到民族国家最多能保障国家内的秩序，而无法为这个世界提供最低限度的安全秩序，国家主权所必然带来的寻求国内稳定和放任国际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使得一种新的世界主义思潮得以涌现并试图转化为制度。近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领袖并非没有认识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但是在中国积弱，没有竞争力的背景下，他们希望通过国际法来保护中国的主权和各项利益。